文 / 張黎

摘要：設計理想作為一種歷史范疇，在人類世的語境中呈現出不同以往的面貌。人類世引發的生存危機與新興技術造成的存在危機，讓物作為非人的典型，進入到了哲學的中心領域�；�于人類世時代的后人類轉向以及物聯網與人工智能等技術現實，本文以“物導向本體論”作為智識資源，對“以人為中心”設計本體論進行了微調，論述了物導向設計對于實現人類世設計理想的倫理優勢。盡管，從設計作為人學的本質來看，“為了人的”意義維度以及“與人相關的”意向性無法回避，但物導向設計基于物的“存余”和“撤出”等實體屬性，在方法論層面為人機交互的方式提供了更多可能，同時也在價值論層面確認了設計倫理“暗物質”的存在，并有助于形成了一種非人類中心主義的、扁平化的設計倫理共同體，為實現穿過人類世的設計理想提供了新的價值框架。

關鍵詞：人類世、非人類中心主義、物導向設計、設計理想、設計倫理

基金項目：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一般項目“技術哲學視域下的設計新思潮研究”（18BG119）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設計不僅是人類存在的重要方式，也是人類建構理想世界并進行間性交流的重要媒介。某種程度上說，所有的設計師都是理想化的未來主義者（futurist），都在為或遠或近的人類理想與未來提供微觀的方案和行動指南。設計，即一種關于應當如何更好生活的提案，是設計師關于理想觀念的表達。設計與理想的關系，從屬于設計倫理的問題領域。用戶在使用設計時，就意味著進入了設計師基于物所建構的理想世界中，當然也受到了該理想世界所映射的倫理道德框架的影響。正如阿克里奇（Madeleine Akrich）提出的“腳本”（script）概念，“每一個人造物都包含有來自生產者或設計師想要傳達給用戶的信息（腳本），以便用來介紹產品的既定用途與意義。……創新者的大部分工作是將他們的世界觀以技術手段‘刻入’新的物體�！� [1]除了內置了倫理屬性，“設計理想”也是一個歷史范疇，其內涵與意義在不同的時代語境有不同的表現。在工藝美術運動時期，設計的理想是試圖探尋到與機械化生產方式相匹配的審美范式與設計邏輯；在包豪斯時期，設計的理想是如何以技術與藝術的新統一去落實更為民主的設計價值；步入后現代，設計的理想是如何以多元化的設計語言表征出人類存在與文化的多樣性。人類世的設計理想又有哪些特點呢？本文認為，人類世的設計理想將突出表現為非人類中心主義的立場，并隸屬于一種涵括了人與物且取消了人主物客等級制的“扁平”倫理系統。對人類世的反思已催生出一種新的“設計倫理體制”（ethics regime of design）[2] ,即我們需要對以人為中心的傳統設計倫理系統進行再配置。在以往的設計倫理架構中，只有人類才是倫理問題的合法討論主體和實施主體；現在，以人類作為唯一道德主體的傳統觀點受到了質疑。

一、如何“穿過”人類世

“人類世”是一種地質紀元的指稱，其形成原因主要來自于長期以來作為支配性意識形態的人類中心主義。爬梳近十年的人文批判，其中得到最廣泛討論、并體現出持續影響力的概念來自于地質學研究的“人類世”（anthropocene，也被譯為“人類紀（period）”或“人類期（stage）”[3]。人類世用于描述一種最新近的、不同于“全新紀”的地質階段，在這個階段，人類及其造物活動給地球的地質和環境都帶來了不可逆的負面影響。在人與科技的關系問題域當中，“人并不是唯一的能動者”的這一觀點，不論是拉圖爾于20世紀80年代確立的“行動者網絡理論”（ANT）及其之后形成的反人類中心主義、還是在后人類主義、亦或是人類世的反思中，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認同與呼應。在人類世的現實之中，以物為核心去推測后人類（post-human）時代的可能，正在成為當代人文科學的主旨之一，包括“非人行動者”（non-humans，拉圖爾稱之為actant）[4][5]、“人/非人集合體”（human-nonhuman assemblage）[6]、“非生物的存在”（non-biological being）[7]、“萬物有靈”（animism）[8][9]、“視角主義”（perspectivism）[10]、“物導向本體論”（object-oriented ontology）[11][12]、“關系性非人類主義”（relational inhumanism）[13]、“新物質主義/新唯物主義”（neomaterialism/new materialism）[14][15]、“后二元論”（post-dualism）[16]等，上述理論的共性在于體現出了非人類中心、破主客二元對立、消解人的主體唯一性、并突出了物、非人、非存在等對象的實在性及其價值。澳洲設計理論學者湯尼·弗賴（Tony Fry）曾提出“去未來化”（defuturing）概念，并指明“去未來化”是現代性對世界造成的最具毀滅性的打擊。[17] 設計理想應該為人類提供一種可期可達的美好未來，而現實卻是不可持續的世界被持續不斷地設計了出來，也就“擠壓”掉了那些個合意未來的可能。人類世便是“ 去未來化”的典型，且一旦形成便無法逆轉，唯一的解決思路是如何不再以確認現狀或加劇破壞的方式去發展。人類世挑戰了我們關于可持續性的理解，必須改變現有的生活方式、調整慣常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總而言之，人類亟需一套新的認識論與替代性（alternative）方案，以實現人與物、自然與技術之間的建設性結合，設計作為中介（medium）將在其中發揮重要影響。當人與物的關系得到了修正，也就相應調整了人與自然、人與世界的關系。設計師最擅長通過多樣化且富有啟發性的創新方案來回應當前生活方式所造成的問題。面對人類世而設計，我們必須重新確認什么是設計的理想、什么是設計的核心價值，并重新認識人與世界、與自然、與物的關系。面對人類世的危機與挑戰，“非/去/后人類”（non/de/post-human）等轉向和“物質轉向”（material turn）一起，共同構成當代哲學思潮的主邏輯之一�，F有人類的思維與存在方式均已不可持續，在新冠疫情全球爆發的2020年來看，這一命題具有了更強的說服力。為了生命的可延續，為了未來的可預期，當務之急便是改變。然而，“如何變”卻是更有意義且更具挑戰性的問題。既然人類世被認為是新自由主義技術與資本全球化共同造成的后果，[18] 對于如何“穿過” [19]人類世，目前主要已形成兩種思路，一是全面反思資本主義并尋獲反全球化的有效途徑，一是回應技術道德化的倫理學進路。一言蔽之，人類世既然是由西方主導的現代性意識形態主要造成的，要“穿過”無法逆轉的人類世，不同學派的學者共同選擇了順乎邏輯的選項，即重新改造現代化（remodernize）。[20][21] 然而，在不同學科的知識視域與問題空間里，如何具體地改造現代化，則又是另一個難解的命題。基于人類世時代的后人類轉向以及物聯網與人工智能等技術現實，本文重點關注了設計倫理中的“暗物質”（missing masses）[22]，以“物導向本體論”作為新的哲學資源，從物及其倫理性出發，對“以人為中心”（human-centered）的設計本體論及其隸屬的倫理系統結構進行微調，通過結合物導向設計策略，建構出一種非人類中心主義的、納擴人物共存的倫理共同體意識，為人類世語境中的設計理想提供新的價值框架。“人類中心主義”一般具有生物學視角、認識論層面的和價值觀范疇等三種差異化意義。[23] 本文所謂的“非人類中心主義”主要是要破除以人的需求和尺度作為價值判斷標準的唯一性，并將物等非人類存在物納入到道德倫理的主體作為主要思路。近年來，強調物自身存在的思辨實在論（speculative realism）及其分支思想“物導向本體論”（Object-Oriented Ontology，后文簡稱為OOO）便十分契合非人類中心主義的取向。

二、超越“以人為中心”的設計本體論

OOO是較為新近的哲學流派，其核心觀點是，物具有自身不以人的經驗為基礎的現實，具有較強的唯物論思想，也因此被視為新唯物主義和物質性轉向（materiality turn）等哲學思潮的一部分。物導向本體論一般被認為是由格拉漢姆·哈曼（Graham Harman）確定的哲學流派，哈曼認為物自有其存在，而這種存在并不依賴于人類的使用關系而確定或認可。OOO的核心要義是反相關主義[24]，主要表現為以下三點，物即存在且物的存在是平等的、人類經驗不再是哲學中心，以及物可以展示自身。[25] 其中，“物可以展示自身”這一提法對交互設計的啟發最為明顯。以往，人類經驗是設計的中心，人是人機關系中的絕對主體，人是唯一具有能動性、能夠出場的存在�，F在，在萬物互聯和人工智能的技術現實當中，物的主體性、展示與出場方式均出現了更多可能。OOO以反相關主義的智識立場為交互設計提供了非人類中心主義的啟蒙。比如，按照OOO的主旨，可以提出以下追問：機器人一定要看上去像人一樣嗎？機器人一定遵循以人為本位的服務邏輯嗎？智能設備必須無條件地、無差別地、高度準確地執行人的指令嗎？智能物的最高設計準則就是為人類提供零干擾、無需分配注意力的沉浸式體驗嗎？可以看出，OOO并不是對人本主義本體論的取代或取消，或者否認人類在經驗世界中的位置，而是提出了一種后人類的本體論版本，即“人類不再是存在之王，而是處于眾生之中，與眾生糾纏，并與眾生牽連（implicated）在一起。[26]步入5G時代，AI與物聯網等前沿技術將逐步得到落實，在以人為中心的本體論導向之下，人們更不會注意到處于“上手”（ready-to-hand）狀態的智能設備，如路由器、中央空凋、藍牙音箱、智能手環等，也默認這是人與物、人與技術之間達到相互融合的最佳狀態，技術物成為人身體甚至意識的延伸物，技術物成為透明之物，用戶直接采技術物所長與世界交互，也即海德格爾描述的所謂“遠近”（Entfernung，distance）[27]，技術物既存在又回避自身（撤出）， “人——技術物（設計）——世界”的關系被優化為“人——世界”，產生所謂的深度沉浸感。然而，從OOO可知，不論是上手狀態還是在手狀態，實際上都無法窮盡物的意義。從另一個視角來看，正是因為技術的“無所不能”和資本的“無孔不入”，在消費主義的裹挾之下，當代人被由技術與資本主導的現代性邏輯卷入到一種更加內向且無意識的自動化狀態當中，也便形成了被深度異化且不自知或自知亦無法自拔的時代病灶。乘坐地鐵公交的人、騎車的人、開車的人、上課的人、排隊的人、站崗的人、看護小孩與老人的人……，都會不自覺地被手機“偷”走注意力，被微信“騙”走手指。馬爾庫塞曾言“社會控制錨定在它已產生的新需求上”[28]，當智能技術被編碼到設計當中，讓技術物始終處于上手狀態，自動化程度升級、可計算性提高，社會控制不斷升級，與20世紀60年代的單向度狀態相比，當代人的單向度，不僅是維度上的單一，也是程度上的單薄，更是方向上的不可逆單向，且這種單一、單薄和單向往往還被賦予了“自由”的假象。如何破局呢？如果物的工具屬性撤出、隱沒或消退，即會迫使人們從工具理性的無意識狀態當中退出，注意到物本身的存在。這時候的技術物因為不再“有用”，反而得以從主客關系的鉗制中脫離出來，成為懸置的物、以物自身而實存的物。同時，人也能從自動化的狀態中退出，重新投射并分配精力給物，或有機會思考無意識行動的合理性，從而突破單向度的狀態。因此，承認物的實在性，以設計煥活物的存在感，也有助于人類去拓展自身與世界的其他關系維度。美國游戲設計師伊恩·博格斯特（Ian Bogost）在2012年出版的《異形現象學》（alien phenomenology）既是設計研究領域最早闡釋了OOO范式的代表作之一，[29] 也是對“以人為中心”設計本體論進行有效修正的力作之一。 “異形”（alien）字主要具有兩重含義，一是差異的“異”，同胡塞爾與海德格爾等人為代表的經典現象學區別開來，認為物從來就不在場，物的實在性超越了與人的關系而獨立存在；物雖然不在場，但它依然存在。二是物相對于人而言，是類似異形（alien）的存在，人類對此要做到敬畏心與好奇心并重，由此產生的疏離感與陌生感，更能驅動人類對世界進行更多元的探索，從而收獲更豐富的體驗。

三、物導向設計

OOO的上述理念亦推動了物導向設計實踐的出現。現代設計恪守“以人為中心”（human-centered）、“以用戶為中心”（user-centered）的人類中心主義旨趣，極盡所能地為人提供“不用思考”[24]的“心流”體驗，物性不斷撤出的同時，人的存在意義也在不斷稀釋。為了抵制技術新自由主義與資本全球主義的雙重壓迫， “以事物為中心”（thing-centered design）[30][31]、“不止以人為中心的設計”（more-than human centered design）等實踐趨勢[32][33]，以期打斷無意識地、不假思索地的使用體驗，人為設置障礙，突出疏離感和陌生化，以留白的方式，增加復雜且多層次的樂趣并釋放出可供自由詮釋的空間，在物性膨出的時刻亦體會到人性的多樣質感。交互設計師羅恩·瓦卡里（Ron Wakkary）等人曾提出的“撤出”（withdrawal）概念[34]，與哈曼提出的物的“存余”（surplus）屬性類似，均指出以下事實，即人類無法理解事物的全部本質，以及人類對事物的想象與其實際存在之間有所差異。[35] 正是因為物始終保有不能被徹底還原的存余，才有可能隨時撤出，因此傳統人機交互中的人主物客關系便存在著各種被調整與優化的可能。面對人類世及其后果反思設計的理想與倫理意義，物是值得關注且極具操作空間的路徑。如前所述，人類世引發的生存危機與新興技術造成的存在危機，共同讓為物作為非人（non-human）的典型，進入了哲學問題的中心領域。新興技術的井噴及其對日常生活的深度滲透，使物成為新的倫理主體與知識來源，以應對“以人為中心”的設計本體論所造成的重大人類世挑戰。我們需要“重新思考人與物質世界關系的新話語”[36]，這波可稱為新物質主義（new materialism）的思潮[37]首先表現在技術哲學、人類學、文學理論等領域，最近才由于AI與物聯網等技術的普及，其在設計領域的影響力才逐漸體現出來。[38][39][40][41][42][43][44]“物導向設計”（object-oriented design）是其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一種，指的是以OOO作為觀念基礎，認同物具有超出關系的實在性，并將物上升為異形（alien）主體，推測并思辨出新的人機關系，實現對“人導向設計”（human-oriented design）的補充，從而以后人類的立場對人類世進行反思，對現代性邏輯中人本主義進行糾正。物導向設計作為“人導向設計”的替代性方案，既是為了對抗人類中心主義的話語霸權，也從以物為主的視角為交互設計提供了更多創新的可能�；�于物的不可窮盡性和“謎”性，人機交互的關系及其意義實現，不只倚賴于人的參與，也需要納入物的“具身性”（embodied）。[45]接下來，我將以兩個案例分別論證物導向設計以一種更尊重事物的不確定性、復雜性、不可全知性，從而凸顯出物的能動性以及人類的責任，并將人們從長久以來以服務商業的“消費”理性中解放出來。第一個是反轉傳統人機關系中人主物客狀態的“布蘭迪”（Blendie）廚房攪拌機（2007年）；第二個是以自然為驅動（nature-driven）太陽能餐廳（The Solar Kitchen Restaurant ，2011年）。從MIT博士畢業的凱利·道布森（Kelly Dobson）便設計過一款名為“布蘭迪”的廚房攪拌機。（圖1）道布森在其名為《機器療法》（Machine Therapy）的博士論文中設計一系列以物為主導的作品。[46]與傳統攪拌機以手動或自動方式來使用不同，此款攪拌機需要用戶去模仿它在攪拌時發出的機械噪音并以此作為啟動和工作條件。如果需要發揮更大功率的攪拌機功能，用戶則需要更加用力地模仿更大的機器噪音進行發音才能獲得相應的功能。[47]  “ 布蘭迪”這類設計，調整了用戶與家用電器之間、也即人與物之間單向且單一的交互關系。從OOO的視角來看，它至少體現出了人機交互方面的四點新意：首先，物不再無條件地為人提供服務，而要求人以某種方式參與其中；其次，物不再以人們通常默認的方式為人提供服務，反而更有助于產生驚喜；第三，人主物客的傳統關系出現了反轉，人要模仿或學習物才能收獲物的功能；第四，在上述變化當中，人由此得到了另一種更有意味的關系與體驗，與以往“無意識地”沉浸體驗大不相同。在這種另類的人機關系網絡中，比如可以毫無顧忌地像機器一樣發出噪音，無處釋放的壓力將得到有效紓解，在某種程度而言也確實實現了道布森所言的“機器療法”。
圖1：“布蘭迪”（Blendie），《機器療法》（Machine Therapy），凱利·道布森（Kelly Dobson），2007
圖2：“布蘭迪”（Blendie）具身設計的草圖，《機器療法》（Machine Therapy），凱利·道布森（Kelly Dobson），2007
不同于傳統餐廳程式化與高度可預期的就餐體驗，馬丁·圭西（Martí Guixé）的“太陽能餐廳”將就餐環境置于戶外開敞空間，特意強調天氣對備餐與進餐等活動的強干預性，由此凸顯出就餐體驗的隨機性與即時性。這個項目以“太陽能”命名，顯然是以太陽能作為主要供能來源，如果天氣情況允許，比如在風和日麗的時候，才有可能吃上豐富的熱食。在下雨或多云的天氣，顧客便只能吃到沙拉或其他冷餐。餐廳團隊需要及時掌握天氣信息以便快速決策和行動，顧客則需要放低“必吃無疑”的心理預期，以隨遇而安的態度迎接任何一種餐飲體驗。每一頓飯都無法復制也無法預先準備，除了人類作為相關者的參與之外，非人類因素包括氣候、場所、空氣、云量、溫度等以及農場食材的供給能力等，都對就餐體驗發揮著不可預期的影響，從而引導顧客放棄以舒適與安全為訴求的用餐需求，并逐漸習得靈活且自然的態度，以及學會與不可預知性的相處。正因為這種無法由人的意志作為唯一驅動力的就餐體驗，讓人們更加關注到天氣、氣候等在人之外的事物，以及我與自然共存于此的倫理處境。格拉漢姆·哈曼曾在《工具存在：海德格爾與物的形而上學》一書中更新了我們對于人與工具關系的認知，也適用于理解類似“太陽能廚房”這類項目，即“絕大多數工具對于我們來說仍然是未知的，而且肯定不是我們發明的（比如大腦與血液細胞），很難在嚴格意義上說我們是在‘使用’它們。更準確的說法是，我們默默地依賴它們�！盵48] 當人們學會接受因物存在的認識論盲點，即接納意外與意想不到隨時會發生這一事實，也就意味著人們增加了面對不確定性的韌性，也就由此打開了一個更具彈性與復雜性的意義世界�！疤�陽能餐廳”的啟示在于，它拓展了物體間性（Inter-Objective），并將就餐體驗從一種成熟可控的商業產品還原到一種人物共存的事件。[49]
圖3馬丁·圭西（Martí Guixé）的“太陽能餐廳”鳥瞰圖，圖片引自設計師個人網站http://www.guixe.com/projects/guixe_project_lapin_kulta_solar_kitchen.html

圖4 馬丁·圭西（Martí Guixé）的“太陽能餐廳”，圖片引自設計師個人網站 

http://www.guixe.com/projects/guixe_project_lapin_kulta_solar_kitchen.html

以“布蘭迪”和“太陽能廚房”等為代表的這類新興設計，明顯改變了以往傳統設計以人為中心的認識論邏輯，以幽默且夸張的方式調轉了人主物客的傳統人機關系，反而為用戶提供了因無法預判和控制而獲得的驚喜與趣味�；�于各種新興技術，比如人工智能、物聯網、生物基因技術、腦機接口等，物在認識論層面的“不透明性”會更為突出，其隱沒程度也會更深。物導向設計等這類正視物的存余屬性與撤出機制，以想象力與設計虛構，強調基于物實體與“物間性”的推測與思辨，從而勾勒出人與物共存的未來關系世界。這類新興設計實踐正在體現出越來越突出的認識論優勢與方法論自由，人類世的設計理想也因此顯示出了更多元且更具張力的價值維度。

結語：構建一種扁平的設計倫理共同體

新冠病毒在2020年伊始的全球肆虐及其將長時間與人類共存的現實或許會倒逼出一個“逆全球化”的情勢，人類進化的歷史又一次來到重要時刻，面對人類世造成的失序、失控、與失范等現象，對設計理想的反思與行動亟需一個新的知識型作為導向性綱領。長久以來人們秉持著傲慢的人類中心主義是人類世出現的重要原因，以現代性為價值主導的傳統設計本體論在其中也發揮了不可忽視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有越來越多的設計師意識到 “在21世紀，以人為本的設計從根本上被誤導了�！盵50] 對于設計而言，隨著物聯網與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的逐漸主流化，物轉向不再是一個純粹的理論問題，而是提供了一種頗具現實意義的創新路徑。OOO既有方法論層面的啟發，如思辨設計的“后優化之物”（post-optimal object）[51]、也有詩意互動設計提出的“反事實之物”（counterfactual artifact）[52]等都是與傳統的、以人為中心的設計本體論相異的思路；更重要的是，基于OOO的物導向設計還具有倫理價值層面的重要更新，人類必須破除以人為中心的偏見，向物及其存在投以相當地認同與理解，從而擺正自身在世界中的位置，即人類不是萬物之主，人也是物的一種，人與其他非人之物“糾纏”在一起，構成一個“扁平”的本體論（Flat Ontology）。OOO在以人為中心的設計本體論之外提供了另一種反思設計理想的可能，即接納技術物存在的現實、也接受人機交互發生的多樣化途徑與方式、在人機交互過程中強調物的主體，接受技術與物的不確定性，從而喚起人的主動參與、實現人機關系的更新，并由此拓展人與世界相處的新模式。應該承認的是，從設計作為人學的本質而言，人類中心主義無法根除，即“為了人的”意義維度以及“與人相關的”意向性均無法回避。在設計的語境中，物的宿命便是要與人進行交互并產生關聯。因此，需要明確指出的是，本文介紹的物導向設計，只是在“以人為中心”的設計本體論之外提供了一種增補，而不是替代。面對人類世難題，構建“共同體”是實現設計理想與合意未來的可行路徑之一。人類歷史已經證明，在全球性的人類浩劫，如人類世、新冠病毒疫情等，現有的、本土的、單一的技術文化體系均無法應對挑戰，我們需要以“去中心化”思路作為基礎意識形態，去構建一種跨物種的命運愿景、合作邏輯和行動框架。從物作為生態系統的視角出發，“共同體”已構成了當今時代精神之核心觀念。與拉圖爾的行動者網絡理論、維貝克的道德物化、以及布萊恩特的 “物的民主”類似，設計倫理共同體是將人與非人類都處理為不同類型的物，在“人導向”設計之外增補“物導向”設計，借此形成一種扁平化的集體關系和消解等級差異的倫理空間。非人類中心的倫理系統不僅有助于修正設計師“唯我獨尊”的人類中心主義以及盲目的技術樂觀主義，也將有助于推動形成一種以不確定性為價值驅動的新的設計策略。按此思路，人與非人共同作為物主體，從而構成一種去中心化的、扁平的倫理共同體，既為解決新興技術倫理困境提供了新的認知模型，也將為后人類時代的設計實踐提供了重要的價值框架。